所谓背弃
我听到佩铎爱丽丝的名字的那段时间，静默战争已经结束了。
【资料图】
静默战争如同一座巨石，压在猩红色的幕布上方，所有人都隐忍在幕布与地板的间隙。没有人能想到这样一枚任凭怎样呼喊怎样推搡都纹丝不动的巨石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就如同某种超人的力量一样；从天幕的外侧射来一束强力的激光，将这座看似千百年后都将存在的不朽的伟岸的铁锈色石头变成了夏季暴雨前后池塘边气味的蒸汽。欧洲国际消失了。防空警报不会再鸣响了。伴随着最终防御计划而横亘在海森堡郊外的铁壁也没有出场的必要了。与此同时，时间列车计划也走向了它的终局。
距离我淡出位于范特霍夫的中心已经过去了将近六十年。我在海森堡扮演着欧洲国际的军官，靠着假扮成医生的模样而溜出去传递信件，在别扭地扮演了三十年后终于有机会彻底接纳了医生这一职业。我为了让薛爱文的毕生事业得以持续下去而跨过边境线，而慢慢地薛爱文这个人、他所使用的名叫恋语的代号、那对总是浮现在我眼前的令人见到一眼就仿佛绝不会忘记的瞳眸都远去了。我无法再在信件中找到与他有关的痕迹，信件的密度也在一年年降低。他们已经非常接近于成功了——华尔兹的出现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从那之后我就知道时间列车计划的成功只是在第二年还是第三年的问题。可是慢慢地，能透露给我的信件也越来越少了。我每个下雨天都跑到海森堡市区去翻阅邮筒，这种天气在冬春之交的海森堡非常常见，而结果每每让我失望。邮筒总是空的，总也没有信件了，无论是圣诞还是其他人，似乎都不再愿意写信给我了。这岂有此理？我来到这里不是出于放逐，我从未做过任何对范特霍夫不利的事情，为何不把最新的情况告知于我？而在有限的通行中，出现的也尽是库拉的名字。这不是我认识的薛爱文，我敢肯定。那么我认识的薛爱文到哪里去了？从那次恋语的来信之后，我仿佛再也没有见到过恋语这个代号了。
我快要忘记了。我已经很老了，已经不能像年轻时那样将记忆完整地保存那么久。如果恋语总也不来重新描绘他的身影，那么他的形象就要褪色了。每天睡前我都在心中默默地回忆一遍在范特霍夫时的经历，回想一遍在第一次拜访薛爱文的房间时他说的话语，恨不得将它记录在日记上，尽管我知道在欧洲国际军官的位置上记录这些东西只会成为间谍罪的罪证。这一切都是为了不将它们忘记。我日渐理解了薛爱文说的时间流速是怎么一回事。他问我是否有些时候会觉得某些经历足以匹敌一生的长度时，我想到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没有一件有价值到那种程度；而现在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了。可是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这些记忆却正在一点点风化破碎。前一天晚上时我回忆起的薛爱文的眼瞳的颜色，和后一天晚上眼前浮现的不完全相同，每次会想起的他说过的话语也总有些词汇上的偏差。经年累月下来，这些偏差已经到了让人痛苦的程度。在来到海森堡的前三十年，我盼望着恋文的来信，只要有这样一封信，我就可以延续无穷无尽的生命；而在这封信到来、却再也没有其他的来信后，这种希望却成为了一种折磨。随着记忆的日渐模糊，我也意识到了年龄的增长。这一定都是由于我变得年迈了。如果有一天记忆消失，我再也不能想起任何东西，也就到了我寿命将尽之时吧。
所以啊，薛爱文。你这可恶的家伙，怎么就是要置我于这种境地呢？
库拉说他要推行人体实验。
库拉说他已经找到了志愿者，代号叫做贞德。
库拉说实验即将开始了。
尽是库拉。库拉、库拉，到处都是库拉。这是什么时候冒出的令人作呕的名字、为何又在做这种令人胆寒的事情？我写信去质问库拉究竟是什么人，是如何顶替了薛爱文的名字，而在回信中范特霍夫的人似乎把我当做了精神失常。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我无法相信库拉就是薛爱文。但不由得我不信，因为所有人都向我证明两者就是同一人，更是因为薛爱文、因为恋语再也没有出现过了。我转而给库拉写信，对他回忆那天晚上他第一次品尝了我带来的啤酒时的情景，不由地开始描述他面对苦涩的口感做出的有趣表情，在写满一张信纸时猛然意识到已经偏题而沮丧地撕掉重写。我向他提醒，那时的他可是坚决反对人体实验的，为何现在反而成为了人体实验的最坚决推动者？而针对这一点，库拉却连回应都没有了。
我转而去问贞德的事情，这是一位怎样的人？库拉说，贞德是和华尔兹一样的天才。充满了聪明才智，精力旺盛，同时又果敢坚决。正是出于这些品质，贞德才同意将自己投身于时间列车计划的事业中。我问库拉打算什么时候进行人体实验，他说快了；设备已经就绪，只差调试。这调试极为艰苦，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需要尽可能排除各种可能的干扰，为此就连月相和行星的位置都不得不考虑。可是如果你问我这人体实验最后有没有做成，我却不知道了。因为从那之后，就连与库拉有关的信件都没有收到了。
种种迹象之下，我只能断定，恋语、薛爱文、那个存在于我的记忆中的有着无比清澈和孤独的浅蓝色灵魂的东方人，已经不复存在了。他就好像我记忆中一片片剥落下来的形象，只是存在于数十年前的幻影。静默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无法想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在他们眼中那些黄金年代同样如同幻影。每个人在年轻时都爱做梦；我不过是做了一个绵长的、让我回味数十年的梦而已。
我不得不醒来了。我的伪装术早已在数十年的磨练中炉火纯青，接着我用了永久性的化妆术，将我为自己的医生形态设计的容貌固定在了脸上，将医生的行头用强力胶牢牢固定在全身上下。从这时开始，我就完全变成了医生。我从这座铜墙铁壁的军事基地中逃开，在海森堡附近的森林地带游荡了一段时间。军事基地指挥官失踪的消息在欧洲国际境内秘密地流传，而我对此已经不关心了。我是行走于欧洲国际和Nyantheland共和国边境的游医J·埃尔斯纳，从不认识什么欧洲国际的指挥官。我收了个学徒，在我遇到他时他只是个不到十岁的小孩子，迷失在了森林里。我没能找到他的家人，便将他带在身边。没错，你认识他；他的名字叫S·格里默。我尝试忘记与时间列车计划、与范特霍夫、与薛爱文、与恋语、与库拉有关的一切东西，专心地游走在森林与农庄之间，用半瓶水的医术治疗遇到的每个病人，偶尔也在奶牛和挽马身上进行实践。我一度接近成功，可就在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那个漫长而反复的梦境时，听到了欧洲国际解体的消息。
时间列车计划的初衷是在静默战争中为哈布斯堡治下的Nyantheland共和国开发足以与其他超级大国抗衡的秘密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必要进行下去了。
那么，薛爱文呢？
倾注了毕生的心力的计划，在无限接近成功时搁浅，此时的他会怎么想呢？
我的脑海中开始产生了这样的问题。
薛爱文已经不存在了。随着欧洲国际的终结而来的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们生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薛爱文是与我的青年时代相伴相生的影像，随着它的落幕也理应逝去。本应是这样的，可为什么我越是想要不去想这个问题，薛爱文的名字就越会出现在我的内心呢？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时常听到从内心传来的声音并与之对话。这个声音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后来我知道那就是我自身。然而此时，这个声音再度想起了，而我无法再控制它；薛爱文，薛爱文，薛爱文，它在不时地提醒我这个名字；每隔一个小时它就会问我一遍薛爱文现在状况如何，在我给病人听诊时混在对方的呼吸声中响起，在我陪格里默在街边游玩时伴随着汽车的鸣笛声响起，在半睡半醒的夜晚更加响亮，将我从入睡的边缘叫起来。我敢肯定再过个几天我就会受不了这种不断的叫嚷而发疯。我翻出了过去与薛爱文有关的信件，将它们焚毁，幻想着这样就可以切断与青年时代的联系，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终于，我决定主动去寻找与薛爱文有关的线索。
就在这一天，我撞到了前所未有的发现：透过海森堡郊区的一家照相馆的橱窗，我瞥见了那个令我无比熟悉的、被冲洗成咖啡色的坐着轮椅的背影。
他就在那里。
他怎么会在那里？
他的身边无比的干净，无比的虚无。他占据了整张照片，如同充满了整个世界。光线从他的前方照来，被他的身躯挡住，留下暗色的轮廓，然而我务必清楚这就是他没错。他被固定在小小的纸片上，悬挂在照相馆靠着街道一侧的玻璃墙后，用后背示人。他乘坐的是我买给他的轮椅。这么多年过去了，居然也不换一辆。他的形象与青年时代的记忆留下的印记相比仿佛丝毫没有改变。这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照片在这里的话，也就意味着他就在这附近吗？我毫不犹豫地推开了照相馆的大门。老板是一个戴着方框眼镜的中年人，又矮又胖，与薛爱文的形象相比仿佛位于另一个极端。我强装镇定问他橱窗上的照片是谁送来的、什么时候拍摄的，而他环视了四周，然后拉着我走进了暗室。我的步伐几乎失去了平衡；一半是由于照相馆老板的拉扯，另一半是由于过于激动。与半个世纪前不同，这时的我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正站在命运的分界线上。我将重新找到与薛爱文的连接；我本可以抽身而出，而当我选择不去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不可逆转的变化发生。
好像。
我回想起了第一次进入薛爱文的工作间的那天。被黑色的布料环绕，阻隔了一切光亮的密室。我再次站在了这样的环境中，可是恐怕不会再有天蓝色的光亮了。我闻到了用于冲洗底片的药水的气味，它与记忆不同，而这种区别反而让回忆更加鲜明。照相馆老板拉着我的胳膊，将我带到暗室的深处，而我只顾着回想，甚至没有发觉这有什么异常。从这里穿过，再向左边走三步；我回想着那天是如何拨开重重的帷幕，走到薛爱文的近前的，这如同圆舞曲的步伐。我的耳畔仿佛有音乐在响起；薛爱文会弹简单的钢琴曲，而我是小提琴的专家。我从小时候就接受过小提琴的训练，可自从来到海森堡之后就再也没有碰过了。我始终遗憾没能跟薛爱文合奏过，就连见他演奏钢琴都是十分稀奇的事情。可是这时我的耳边仿佛响起了钢琴的声音。琴键声磕磕绊绊，该是四分之一音符的地方被弹成了长音，力度也把握得不好，但它仿佛就是天籁。每当重音响起，我的脚步就会发颤，而当我立稳时，节奏就变得轻柔了一些。我幻想着自己手中出现了一柄小提琴，这样我能轻松地和上节拍。我沉醉于想象中的表演，竟没有意识到自己身处的不是幕布拉开前的舞台，而是被帷幕所遮挡的暗室。等到牵引着我行动的人终于停下，我才意识到，所有的音乐声都不存在，它只不过是我内心的鸣响罢了。
我睁开眼睛，尝试适应黑暗。尽管什么都看不见，我却能感到周遭的事物在不停地旋转。这时，照相馆老板开口了。
「你的代号是？」
我没有犹豫，将初石的代号告诉了眼前的人。现在想来，这是何等的愚蠢，我甚至还没有确认他究竟是敌是友。在军事基地时我习惯将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当做潜在的敌人加以戒备，这种训练本应早已深入我的骨髓，可我不知道为何这一刻我全然没有防备之心。
「我的代号是「教皇」。那张照片是我亲手拍的。」
教皇？好像听说过这个代号。印象中是在华尔兹崛起后不久，与他一起推动时间列车计划的重要人物之一。
自称叫教皇的人将手臂搭到了我的肩膀上。我深呼吸了几次，试图恢复冷静。当前我正在同可能是时间列车计划的相关人员的人接触，在他的身上可能携带了关于薛爱文、关于时间列车计划的秘密，而我不能在迷乱中错失这次机会。
「我开了这家照相馆，将他的照片摆在橱窗，就是为了吸引失散的前成员。其目的是——」
教皇的身子与我的距离愈发接近了。这让我感到很不自在；不知不觉地我会用与薛爱文的接触作为衡量不同人的标尺；在我与薛爱文共事的几年间，他从来没有离我这么近过。我想要把距离拉远，然而教皇却进一步靠近了，他的手臂像蟒蛇一样绕着我的肩膀，将指尖送到了接近我的脖子的位置。
「对了。在交换情报之前，让我们交换一下真名吧。这是获取信任的必要手续吧？」
一股强烈的不适感突然涌向了我的全身。照理说，这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在我在范特霍夫期间，时空列车计划的成员们彼此之间也是知晓真名的。在我来到海森堡之后，在书信中自然不会透露新入者的姓名，但想必在能每天见到的群体中交换真名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然而，在这一刻，我仿佛有了一种私人领域被侵犯的感觉。
可是，如果不在这里取得对方的信任的话，机会就会被白白错过了。
于是我开了口，将自己的真名说给了对方。
让我惊讶的是，对方的神情似乎并没有不自然。我很清楚这不是由于光线昏暗，我没能看出；我早就练就了一身能像显微镜一般觉察身边人最微小的异动的本事，眼前的人情绪的丝毫变化都逃不过我的眼睛。然而，听到我所说的真名后，教皇没有惊讶、没有疑惑、没有犹豫；正相反，我能感受到他有一种长舒一口气的感觉。
于是，我察觉到了不对。
下一刻，我的手和「教皇」环绕我肩膀的手紧紧地扭在了一起。如果我晚察觉哪怕是一瞬间的功夫，他手中的东西就会划在我脖子的皮肤上。而幸运的是，在真实发生的剧情中我的关节技胜出了。他手中的形似纸片的东西飘落在了地上，而他本人的手腕已经脱臼，我顺势将他按在地上，使得他暂时失去了对我发动袭击的能力。
接下来就不需要设法去博取他的信任了；我没有吝惜使用自己在军事基地里学到的审讯技能，接下来我只需做听众就好。
你问我为什么会发觉不对？因为我告诉给他的自己的真名，并不是埃尔斯纳。那是在薛爱文的计划苦于无法募集到其他同道者的期间，我用以伴随着他的名字；而随着第一个其他成员的加入，我就将这个名字隐去了。那时的我发了疯般想要将过去的真名隐藏，为此销毁了所有的证件，还托那位作为会议发起人的亲戚帮我修改了身份记录。就连我前去海森堡之前都没有如此大费周章地篡改自己的档案。这是为什么呢？我直到现在也没想明白。
也就是说，在时间列车计划的相关人员中，那个名字本应是独属于薛爱文一人的。
他说，他确实是代号「教皇」的时间列车计划前成员没错。他确实在尝试调查时间列车计划的更多内幕没错，他在这里建立照相馆确实是为了吸引其他前成员、特别是为了吸引我，这一点也没错。
我问，他为何会对我感兴趣，为何会知道我最初的真名，又为何会试图对我发动袭击。
他说，他对我感兴趣是由于曾从薛爱文的口中听到我的代号，会知道我的真名是由于他查阅了时间列车计划档案室最深处的记录，对我发动袭击则是由于他判断这是从我口中获取情报的最省事手段。
我问，你这样的回答是否是对我的轻蔑，难道我会相信这种鬼话？薛爱文怎么会在离别几十年后无端提起我，档案室里怎么会有本应被销毁的记录，而他又为何会贸然发动袭击，而将潜在的合作伙伴转化为敌人？
他说，薛爱文的性格乖戾无常，档案室里的机密早已被外人知晓，而发动袭击纯属考虑不周。
他说，在他加入时，薛爱文的性格已经极度易怒，疑神疑鬼，几乎每天都会责怪别人妄图窃取他的成果。这与我印象中性情平和乃至木讷的瘦弱东方人形象截然不同。在我佯装成间谍，与他分别的那天，他对我说我可以尽情地取走他的东西的时候，脸上没有丝毫的怨恨和不甘，那种平静的、仿佛带着微笑目送着命运的神情还在眼前。我很清楚记忆中的他已经是几十年前的风化褪色的图画了；我不应该将青年时代的印象强加在几十年后的他身上。在海森堡时期的书信中，仅凭转述的只言片语，我也难以领会薛爱文究竟变成了怎样的性格。所以，是薛爱文变了吗？是什么让他发生的变化，是来自哈布斯堡或是静默战争的压力？是来自别人的沾染？还是摄取灵魂的技术仿佛黑魔法一般侵蚀了他的灵魂？我无法想象这样一个金鱼一般孤独而隔绝的人会如何转变为我不认识的模样，一定有什么外因。
他说，有一天薛爱文的怀疑终于降临在了他的身上。起因是他将一份档案带给了外人；在他看来这并无什么不妥，在时间列车计划的组织内部有严格的保密等级，而他所带出的档案完全不属于需要保密的那一类。只需要知道这份档案里写的是什么就可以理解了：这是一份菜谱！在一次薛爱文缺席的聚会上，擅长料理的成员用豌豆和奶酪烹调了一道令在座所有人都叹为观止的美味。他们吃了豆子，喝了特制的用特制的软木塞封装的葡萄酒，围着圆桌一圈一圈地边跳边走，吟唱着拉丁文诗句。这是难得的释放，在这一瞬间生命对他们仿佛是一种享受，这对于这群在静默战争这样的必须时刻紧绷神经的时代中站在冲突最前沿的人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机会。而这位自称教皇的人，吃饱了，喝醉了，跳累了，睡醒了，随后赞叹于用定量配给时期充饥的食材制成堪比高级料理的美味的天才，将配方记录了下来，带给了隔壁的主妇。他说，在他刚搬进当前的住所的第一年圣诞节，这家人将一只火鸡腿放在了他的门口，而这时他打算回报他们对于隔壁的独居者的小小善意了。而就是这个举动，触发了薛爱文的怒火。
他说，薛爱文手里抓着这份菜谱的复印件，将它贴到了他的眼前。他用枯树般的手指指着档案顶端打印上去的小字，将嘴巴凑在他的耳边，在十五秒的沉默之后突然用足以让桌子振动起来的音量在他耳膜的近前大吼着将这行标有「时空列车计划专用档案纸」的文字读了出来。
他说，薛爱文没等他的耳朵从轰鸣中恢复，就将这张纸撕得粉碎。在他的眼中，平安夜的香气从这一刻起化为了泡影。
也对，在那个时代的人，怎么可能妄想着平安夜的香气呢？这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是只会出现在小学生阅读的绘本上的虚构童话。可即使如此，他仍然一度向往着，幻想着在圣诞树上的灯光亮起的夜晚他能和邻居一家三口一起坐在同一张餐桌前，为陌生城市的幸运相遇干杯。而在这一刻，短暂的美梦破碎了。
薛爱文用整座楼都能听到的声音怒骂着。他的身体剧烈地颤动，似乎不足以支撑如此狂暴的怒火。等到筋疲力尽时，他终于瘫倒在了轮椅上，胸部仍然在大幅度地起伏。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从不流动的水中缺乏活力的金鱼像贝壳一样微弱地张合的嘴巴中流露出的嘟囔声：
「初石。为什么你们不能像初石一样呢？」
「如果所有人都像初石一样就好了……」
我猜测道，所以你是被薛爱文的暴戾性格所伤，转而决心去调查他？
可他否认了。他说，即使是这样的薛爱文，身上仍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他多疑、易怒、极端的神经质，又患上了神经衰弱，每天要靠大量的药片入眠。如果是一般人，这些特质足以令人感到畏惧，可他是薛爱文啊。从第一次见到时就被他吸引，就感觉到灵魂仿佛被他穿透了。他有一种能将周围的空气全部凝练成水银的强大魄力，让每个见到他的人心服口服。他能让人发自内心地相信自己正在从事的是一种伟大的事业，在此基础上的猜忌与怒斥仿佛增加了他的吸引力，只会让人发自内心地反省自己是否真的做错了什么。他是控制人的好手。
不过，要说是从那之后开始对初石这个名字有所留意的话，确实是真的。
从与他交手时，我就已经猜到了。他手中被他用作攻击方式的纸片是合众国中央情报系统（CIS）特有的武器，通过将高压电储存在比手掌略小的纸张里，在适当时机释放来将敌人打倒。也就是说，面前的这位「教皇」是CIS的人。
而他所说自己曾参与时空列车计划、曾与薛爱文协同工作、曾被薛爱文斥责、却仍对薛爱文保持着敬意，这些事情有几分真实呢？
我希望他不要保留秘密，将更多细节和盘托出，想听听他如何解释自己与CIS的关系。而没有想到的是，在我说出这番要求之前，他就主动提到了CIS的事情。
关于你的情况，是我通过CIS的情报网调查的。是的，我原本是CIS的雇员，但加入时空列车计划完全是由于个人兴趣，并非为了刺探时空列车计划的情报而前来。这些情报不需要我去刺探。你或许不知道的是，从一开始CIS就在持续地对时空列车计划进行渗透；大约在静默战争发展到高潮时，时空列车计划的一举一动就已经能全方位地传到圣路易斯了。包括你的事情。
我听完目瞪口呆。难道在地球另一侧的组织对时空列车计划的了解，比我们这些为之倾注了一生的人还要丰富？
他说，倒也不是，有些内情只有当事人才能知道，有些事情只有当事人才能做到。这也是他最终离开了薛爱文一方、以及最终试图找到我的理由。
简单来说，薛爱文的人体实验做得太过火了，终于偏离了他能接受的范围。而为了阻止有悖伦理的实验的进行，他想到了薛爱文口中的「初石」。于是他来到初石可能活动的范围，开了一家照相馆，在橱窗挂上了可能会吸引初石目光的照片，等待着目标的到来。他原想着被薛爱文怀念的人理应是时空列车计划的狂热分子，能够潜伏进欧洲国际当上前军官的人理应是危险的武装人员，故而计划着一见面就用CIS特制的装置将其电晕后慢慢审问。我不得不承认他的猜测有一半是对的——总之最终的情况变成了我轻易将他制服，接受审问的反而成了他的一方。于是，我不得不开始评估接下来对他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
三秒之后，我做出了决定。我将落在地上的纸片捡起；它的质地、大小、重量同一张名片没有分别。在欧洲国际时我接触过这种东西，依稀还能记得该如何使用。「教皇」被绑在椅子上，只有嘴巴能动。在他的注视下，我将这张承载着高压电流的纸片向着他的脸越移越近。我观察着他的神色从惊讶转向惊慌；他大概没有想到老实回答问题后仍然会得到被用自己带来的武器还治其人之身的结局。他的嘴唇动了，似乎在嘟囔什么，我将其理解为哀求。接着，我手中的纸片终于贴在了他的锁骨上。
他闭上了眼睛，似乎终于做好了承受这一击的心理准备，尽管他的额头上仍然不住地流下汗珠。
与此同时，我的手腕向下摆动，纸片从他的皮肤上离开，在触碰到绑着他的草绳的同时，电火花将整个房间照亮了。
明明目的是将我击昏，这种电压是否有些过高了？
「教皇」的呼吸仍然急促，我向他说了一句玩笑话来缓解气氛。我不想深究他究竟是本就打算用致命的电压来对我还是单纯的技术失误，因为我知道接下来他不会再袭击我了。通过刚才的对话，我知道了四点：其一这个人心思算不上缜密，在压力之下很容易惊慌失措；其二此人的性格中有着先天的仰慕他人的因素，他仰慕强者、被幻想中的「魅力」所折服；其三他与我有着共同的目标，即追查薛爱文和他的人体实验；其四他的战斗水准远远称不上高强，哪怕我已经接近八十岁了，仍然足以化解他的袭击。知道这四点之后，就可以判断出他是可以接下来共同行动的人了。
也就是说，那时我并没有发自内心地信任他。我将他当成了既不会对我产生威胁、又可以在共同的目标面前加以利用的工具。我可真傻。我的人生就是在一再地犯错，面对薛爱文时也是，与他分别时也是，直到到了半只脚迈进坟墓的年纪，仍然会做出让人悔恨的事情。要意识到这个事实甚至都不需要多久，因为就在差不多一周之后，我就目睹了「教皇」的死亡。
你不会知道的。我总是会从梦中惊醒，回想起那时的景象。我是多么希望我能患上老年痴呆的病症，这样或许会轻松一点。可是没有。我的年龄是那么大，我已经活了足够久了、不想再记住任何事情了。在我来到范特霍夫的第一年圣诞节，我给在欧洲和在合众国的亲友打了一整晚电话，花费了足足相当于我一个月薪资的电话费。在放下电话时，我望向窗外，夜空里漆黑一片，空旷、深邃而寒冷。这仿佛提醒了我；我怎么就忘记了他！我料想他还在办公室里，跑去敲开他的门，这时我听到他屋里的挂钟恰好敲响零点的报时钟声。而现在，圣诞节时我连圣诞树都不会准备了。已经够多了。我已经装点过足够多的圣诞树了。在我上学时爱普莉尔女王第一次在电视上露面，她还不到随从的一半高，而这时她的头发已经白了。可奇怪的是我的头发却还没有全白。好像从不知什么时候起我的年龄就停止了增长。我怎么会不知道缘由？薛爱文对我说是否会觉得某些时间的长度足以与一生媲美，是否会觉得从某些时刻开始时间再也不必流动。那时的我懵懵懂懂，而现在我完全明白了。我有着足以被拉长为整个寿命的回忆，除此之外，时间再不必流动一秒。
可是，这种回忆就要消散了。每当我觉得它令人沉醉时，就会有新的事情将其打破。上上次是关于库拉的通信，上次是关于人体实验的消息，而现在则是教皇的死亡。这全都是我的错。教皇遭到袭击时我不在他身边；如果我在那里的话，或许。
或许，我就可以亲眼见到薛爱文了。因为，杀死教皇的，就是他啊。
那是一个红色的日子。从天色变亮时开始空气中就弥漫着红色；这是从工业革命时代开始就弥漫在这片大陆上的厚重尘埃作用于太阳光的产物。那天这种迷幻的光线仿佛格外强烈，以至于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时一度以为正身处黄昏。这种感觉比想象的要美妙，因为它仿佛意味着某种同一性。我已经见到过太多的日出日落了；我已经在燥热和令万物枯萎的下午读过足够长的时间了。所以我并不讨厌黄昏。它温和、平静、富有包容力，更重要的是它与我契合。如果能持久地待在黄昏，似乎也不错，唯独夜晚不要来临。格里默揉着眼睛抱怨着空气呛人，把我从恍惚中弄醒，接下来我想起这一天有预定手术。
接受手术的是一位独居的青年。他的房间里没有普通的家具，没有沙发、没有桌子、没有床，墙壁不是白色也不是灰色，而是被深蓝色涂满，上面点缀着奇形怪状的黄色，如同醉酒的人透过度数不合适的眼镜看到的扭曲光斑。我给格里默介绍，这是一位生活在一百年前的这座城市的画家的作品。青年整天端详着他的画作，模仿他的技法将它绘制在墙壁上，然后年复一年地对着它发呆。或许是由于这样的时间太久，他已经忘记了作为人要如何生活下去；他忘记了如何更换衣服、如何打理头发和胡须；忘记了如何写字如何说话，到最后就连呼吸和心跳也在一点点变慢，而右耳附近却长出了一个肿块。他的邻居注意到异常，将我们叫到他那里；他神情漠然，还是同意了手术。我向他解释说手术有两方面的作用；它既可以切除肿块，也可以作为一种刺激唤醒日渐沉睡的生命力，而他似懂非懂。到了手术的当天，我们再次来到他的住所；我让格里默烧了开水给刀具消毒，烧出来的水雾沿着墙壁向上，润湿了生长在星空下的奇形怪状的向日葵，让颜料略微向四周扩散开，使得轮廓线模糊了。我给患者注射了麻醉剂，他坐在椅子上陷入了睡眠，嘴巴张大着，眼睛却没能闭上。他放大的瞳孔一动不动，身子是如此静止，以至于当我用手术刀割开他的皮肤时，竟产生了一种不真实之感。
暗红的血液从他耳边的肿块处流出，沿直线向下流去。这流速似乎从不变化，与一动不动的病人结合在一起，仿佛石膏像流出油漆般的红色泪水来。我的手不是被训练用来切割石膏的；我不由地开始期待着病人做出某种反应，尽管我知道这是外科手术的大忌。明明一切都在按照原定计划进行着；病人的生理结构没有丝毫不同之处，简直就是最标准的一般人，只要按部就班保准能完成手术。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心却变得烦躁了。我想在手上用力，想要打破这种不真实的平静；我仿佛正处于睡梦之中，只有用手中的刀刃奋力划去才能将其刺破。可是这终究是不可能的；手术刀带来的疼痛无论如何都不会作用在我的身上。被阻断了全部痛觉的病人用散开的瞳孔望着我，这种空洞的眼神仿佛有某种魔力，将我的理智快速地吸走。我突然暴怒了起来：他妈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我的刀无论怎么切割就是感觉不到疼痛，我也感觉不到，你也感觉不到，那这世间还剩下什么！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东西都被吸收进他那涣散的瞳孔另一侧了。这是多么可悲啊。我不由地哭了出来。格里默茫然地看着我：他一定无法理解为什么他的老师突然发起疯来。手术刀掉在了地上，而我也蹲在那里，站不起来了。
许久之后，格里默告诉我，病人的呼吸已经彻底消失了。
我犯了罪。我用失控的手术刀害死了病人。但我的内心没有感觉；因为从很久之前的某一刻开始我就不会再有感觉了。一切事情早就在最开始决定了。我是物理学家，一百年前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是决定论者，相信着命中注定，一切都由最原始的种子萌发而来；在我和薛爱文的年代兴起了用概率来解释世间万物的潮流，而我不以为然。直到现在，我仍然是坚定地决定论者；我一出生就是罪犯，薛爱文一出生就是要去做人体实验的。一切都井然有序。是啊，当然是这样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真的理解不了薛爱文啊。
那天傍晚，我把死掉的病人丢在了那座被星空填满的房间里。你可能会觉得我是道德败坏的逃犯，这话没错，因为我已经不在意这些了。我早就该死掉了，能活到现在只是出于侥幸；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只不过是沿着从过去的某个时刻开始被决定的轨迹进行着决定论者最钟意的运动。牛顿在天堂里看我顺眼，就让我永远按照他的理论运动下去，不放我休息。薛爱文在那次空袭中停在了火车站的二层，呆呆地等着炸弹从天而降，在那之后一定也是怀着相同的感受，不然他的眼睛就不会如此吸引人。简直就像片刻之前的病人一样；他是不会死掉的病人，换言之他是活的死人，而如今我也成为了他的同类。
然后，在回去的路上，我看到了火光。
原来如此，是教皇的照相馆被袭击了啊。
我仿佛早就料到了这一天。他的能力并不算出类拔萃，却深入到了最危险的事务之中。他游走在CIS、维尔纳、以及其他各种势力之间，调查薛爱文的动向，还跟我扯上了关系，我巴不得他早点死掉。我是什么时候变得如此邪恶的呢？就在几天前我还觉得他可以作为我重新接近薛爱文的契机，而现在却对他的遇袭无动于衷。我抬头望见了血红的天色，从高到低红色愈发刺眼。我仿佛感受到了强大的重力；就连光线都无法逃脱这令人窒息的重力，被束缚在靠近地面处而凝结成深红。这是邪恶而悲惨的一天，比我生命中的任何日子都更加令人堕落。我想起了斗兽场，为何斗兽场上的观众会如此沉醉于人的搏杀，或许就跟这种病态的空气有关。想着想着，就再次冒起了怒气；这是什么鬼天气、这是什么令人作呕的街道。如果我像刚刚死掉的那个病人一样是个画家，画出这种东西的话，迟早要将画布撕得粉碎。我突然开始羡慕起教皇；他大概已经从这片街道中脱身了吧。什么？没有？他还在那座着火的破房子里挣扎？我的右手摸向腰间，要不就让我来帮他一把吧。我忍不住也张大了嘴巴，令人堕落的闷热空气进一步充满了胸腔。那个病人的嘴巴也是张着的，在我看来像是某种预言。这空气填充在嘴巴里像棉花。
与此同时，我听到了枪声。
呼——哈。这下痛快了。
可是，我刚才在做什么啊。
笼罩着这座城市的绯红天空仿佛一下子就被夜晚的紫黑色取代。我茫然地向四周看去，静静的街道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格里默面对着我做出不解的神情。不远处的房屋仍然在燃烧，在枪声引发的振动下若干瓦片坠落到了地面上。我突然感觉到了刺骨的寒冷，与几秒前仿佛不再身处同一个季节。是啊，我刚才都在做什么、想什么啊。我犯了罪、又看到了同伴遇到袭击的现场，就在我眼前的建筑里有人开了枪，而我却为此亢奋。怎么会这样？我不是和平主义者吗？我从小接受的不都是人文主义教育吗？这就是我的人文主义。我可真行。我可真是地道的渣滓啊。
回忆到这种情节时，情绪激动的忏悔者可能会说恨不得了结自己以赎罪，可奇怪的是，我的右手明明正放在手枪上，我却将它忘记了。偏偏在这种时候忘记，明明几秒钟前还想要将它拔出的。唯独在这个时候我却讲起和平主义来了。
而正常人应有的反应，也就是冲上前去检查同伴的状况，却是我涌现的诸多想法、采取的诸多行动中的最后一个。
没错。自称代号教皇的人已经确信无疑地死掉了。救不回来了。我的手术刀不会再有赎罪的机会。他的面容已经被烧得焦黑，只能通过还未烧尽的衣服的碎片辨认出是他。在他的身旁散落着三枚铜制弹壳，是Nyantheland共和国出产的型号，并且与维尔纳所使用的不同。于是我得出了结论，发动这次袭击的是时空列车计划的人，具体来说——
不会吧。
当从教皇的遗体处站起身来时，我通过映着火光的窗户看到了一个穿着白衣的背影。
我与它之间隔着破窗。隔着快速远去的距离。隔着夜幕。隔着汽车的后挡风玻璃。但我依旧能够确定，那个背影的主人。
薛爱文——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啊。
为什么你会从袭击发生的地点出发乘车远去啊。
为什么你会像随性兜风一样将左边的胳膊搭在车窗外啊。
为什么你的袖子上会有血迹啊。
你的手势简直像是在炫耀。你好像唯恐目击者不知道这次的袭击是你实施的。怎么回事，你还是那个弱不禁风的矮个子东方人吗？那个时候我总担心你会被自己微不足道的体重压垮而摔倒，而现在我只觉得当时应该直接给你来上一拳。在大约一个小时前我确认病人因自己而死去时，我的内心没有一点波澜，这让我觉得自己简直是最恶劣的人，而当见到你杀了人时，我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愤怒，比驱使我杀死病人的无名火要强烈千百倍。
薛爱文。
我低吼着。我咆哮着。我大声呼喊了出来。可回应我的只有燃烧的木条，它从我的头顶掉落后熄灭。开始有消防员赶来，七手八脚地搬水来灭火，他们毫无疑问在发出嘈杂的声音，但我无法听到。除了我的咆哮声之外，我听不到任何东西。
等到终于从震怒中缓过劲来时，我重新看向了身边几乎被烧成焦炭的尸体。在他的脖子上，好像有某种闪光的东西。是一个十字架的项链，用不锈钢制成；当我尝试将它捡起时，它突然弹开了，一张字条掉了出来。我想起教皇前几天提到过他正在调查人体实验的受试者的情况，想起他不久前曾经前往范特霍夫，从时空列车计划废弃后的地下建筑里挖掘情报，而这大概就是他的调查成果。
我想起了过去的通信中提到的贞德。循着它，或许我就能找到关于贞德的线索。
纸条上写着的是一个名字。
「佩铎·爱丽丝」。
从那天之后，某些东西再次永久性地改变了。
当我和薛爱文第一次见面时，我没有意识到那一天对于我的命运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而对于格里默来说，在那个猩红的日子、在那个我成为了罪犯而紧接着目击了犯罪的悲惨日子，他恐怕也无法预估这将会产生怎样的回波。
他没有进到着火的照相馆里。我将他留在车上，呵斥他不要乱动。我向来是一个不愿呵斥别人的人；礼貌待人比什么都重要。在火药的颗粒随风弥漫、做错一个手势都足以引发毁灭人类的战争的年代，带着微笑用礼貌用语讲话或许就足以避免一次世界末日。我虽然也从未自命为决定人类前途的伟人，但也总把这种教条放在心上，直到静默战争宣告结束也没有从这种习惯中脱离。从捡到格里默以来，我也始终将温和地对待他作为自己的方针。没有孩子是不会犯错的；更何况与绝大多数孩子相比格里默要聪明百倍。他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学会了如何帮我准备手术用具，又花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将常用药的目录倒背如流。他是得力的助手，天资聪颖，记忆力惊人，而且很懂得生存之道。我敢保证即使他不去学医，转去做什么行当都不会有困难。我很庆幸是自己捡到了他；如果他被维尔纳或者任何其他的危险势力捡到的话，用不了一年我就会成为他的俘虏吧。
而这样聪明的孩子，在那天会想什么呢？
当他看到自己的老师突然间双手不受控制一般切开病人的颅骨时。
当他看到收养自己的人面对着火光咧开嘴角露出野兽般的神情时。
当他看到自己最依靠的老人满身泥灰、近似于爬行着回到身旁时。
当他听到向来对他温和以待的人口中止不住的咒骂时。
他将手掌搭在了在车里缩成一团的老人头上，可他一定料不到他希望安慰的老人下一刻就将他的手腕抓住、扭曲到接近脱臼的程度，然后重重地打在了他的脸上。
那个时候，我几乎无法思考，仅凭意识的火山喷发而行动。我做出了与过去的几十年判若两人的举动，将排山倒海般的暴力施加在了眼前的小孩子的身上。薛爱文杀了人，他向我炫耀着，仿佛有意激怒我，他成功了；而我在做相同的事情。格里默啊，你之前挨过打吗？我可从来没有打过你，现在你知道这是什么滋味了吗？这可是职业军官的拳头，再结合上半吊子医生对人体结构的理解，打在人身上是无敌的。你感到疼了吗？没有？就像不久前的病人一样？那这下如何？看吧，你也开始乱叫了，就跟刚才的我一样。你听到了吗？那时我是怎么叫的，现在你也怎么叫，我们都是丧家之犬啊。
我想着整座巷子都得听到他的哀嚎；不听到不行，不听到我就不会罢休。我的拳头和他的声带总得有一个先服输，相比之下我的拳头显然更加强大。可是没有；他轻声地哭泣着，可就是没有喊叫。他的脸上出现了一块块的淤青，将他洁白的皮肤侵蚀。像面包上的霉菌、潮湿的土地上蔓延的苔藓，又让我想起作为职业军官时检查过的机器。检查机器时，要特别留意机器表面的锈蚀；只要锈蚀发生，它就会不断加速，无论再怎么光洁的机器，一旦锈蚀，不出几天褐色的铁锈就会蔓延到每个部件，那时就全完了。我看着铁锈蔓延，像随着海浪漂浮舒展的褐藻。我想起了自己在二十岁那年第一次见到了褐藻所占据的海洋，知道了那是名叫赤潮的灾难现象。红色的海面无比平静，但在我眼中却如同怪兽一样，时刻想要从海平面跃出，扩展到通天之高，然后猛地扑下来。那时薛爱文正站在我的身边；我心想，连我都如此恐惧，他应该也会瑟瑟发抖；而当我望向他时，却发现他兴奋地睁大了眼睛。在这一刻我意识到他远比我想象的更加勇敢；他看似是比我更加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但其实比任何人都渴望着灾难、鲜血和破坏。而在几十年后，他真正地成为了这些的开端。
可是，你不觉得我说这些是如此的可笑吗？这是因为，当我在心中将薛爱文想象成嗜血的大暴君时，格里默却真真切切地在我的拳头下流着血。我在一瞬间认识到了这一幕的荒谬；想要笑出来，想要为这场自相矛盾的滑稽剧鼓掌，因为这样就构成了第三重的矛盾；我既是出场人物也是观众，既制造了场景又对场景加以评判。我想知道导演在哪里，他躲藏在什么地方，他怎么会设计出这种剧情。我发誓如果找到这人一定要将他痛揍一顿，甚至想要将它作为所剩不多的余生的主要工作。但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一时冲动。我已经活了大半个世纪，却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与薛爱文的距离越远，这种感觉就越是强烈，就好像我是他擅自出逃的影子，非得回到他那里去不可。在若干年之后，我会意识到那一天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在那一天我和他都杀了人，犯了罪，可是不光如此。这件事本身并没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关键在于它成为了一个扳机点。一时的犯罪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换言之，我们是建立在罪行上而成为人的。
等我和他两人都平静下来之后，我告诉格里默，接下来我们的身份和任务发生了改变。
我们将不再作为医生和学徒而行动。我们的目标是将作为罪人的薛爱文找到，将他所主导的罪恶计划彻底摧毁。为此无论造成多大的破坏、付出怎样的代价都无所谓。
我将格里默按照打手进行训练。在职业军官时期练就的身手让我可以轻易将基本的格斗术传授给格里默，但更多时候我并没有亲自与他切磋。我没有这种耐心，也不觉得有慢慢帮他练习的必要。只要将他扔进战斗中就好了。我收拢了一批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我不在乎他们犯过什么罪，将来又是否会犯下更多罪行，看中的仅仅是他们全都靠战斗为生、全都热爱骨头碰撞的声音。我佯装他们为挚友，让他们甘心听命于我，推举我为老大；我知道他们没人在乎人体实验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告诉他们说在时间列车计划的残骸中埋藏着堪比一个国家的庞大宝藏。我采取了最为激进的态度，向潜藏在边境线中的各种特务机关发起进攻，不讲策略，也不分先后，与此同时将格里默扔进最激烈的战场。这并非某种有意的培养；我看待他与看待自己收容的其他打手没有区别。他不会因为自己年龄幼小而得到特殊关照，也不会因为和我多待了一段时间而被重点培养。我将他们都当做了消耗品，就算被敌对组织抓住也没有可惜的。我仿佛在跟过去的自己较劲；我在欧洲国际当了三十年的军官，没有杀过一个人，也没有让一个士兵走向无谓的牺牲，而现在我在做相反的事情，并且乐在其中。我乐于看到这些人残破的身躯，觉得这是跟夕阳相配的绝美画卷；我赞美他们的咒骂和呻吟，这似乎比世上所有的音乐都要动听。我将交响乐大师的名作与他们通过无线电传来的打斗声配在一起，用广播里的钢琴曲为他们的争吵配乐。我好像在意识模糊期间发过什么誓一般，将在生命中的前八十年我没有做过的事情统统集中在这里，将八十年的份同时倾泻出来。
就像刚才跟你说的那样，我对待格里默和对待其他人没有区别。如果打赢了，没有奖励；如果打输了，也没有惩罚。他每次回来时都默不作声，尽可能打扮得跟无事发生一样，但我能感受到他有意让所受的伤露在外面，似乎想要以此作为向我寻求安慰的线索。这是一种精妙的平衡，既设法让人感觉到这个孩子是如此坚强，尽一切可能将自己重新包装完好，而又有意留下一点瑕疵来等着人发现。我每次都装作没看见。这是一种露骨的漠视。我并不关心他，对此也不加以掩饰。
他每次都会更加夸张一点。第一次是从头发的遮盖中露出一点绷带的针脚，第二次是洗得发皱的大衣边缘的一点血迹，第三次这些血迹更加明显了，和泥土混在一起，像燃烧的稻草堆。直到有一次他的衣服左上角被扯碎了，在肋骨上一道流着血的伤疤露在外面。我注意到他的眼神轻轻瞟向我，在我看向他时眼珠又转走了。在这一瞬间我突然判断道他做得太过火了。我看他是想将伤痕作为邀功的工具，但在我这里没有一枚勋章。只有纯洁无垢的人才配得上勋章，而在我这里的都是一等一的罪人。我走到他的面前，他的眼睛躲躲闪闪，仿佛看透了我的想法。他一定已经料到了我会发怒，不然他从一开始就大胆地把伤痕展示在我的面前了。我将他踢翻在地，又通过他只剩一半的外衣将他提起来。他发出了呻吟，几滴泪珠滚落到地上，但他仍然咬着牙，不让自己放声哭起来。就在这时，他的外套无法承受反复的撕扯，再次从中部断裂了；随着他重新跌落到地面上，背上密集的伤痕显露出来。鲜红、暗红、青色、紫色，简直像是不会处理颜料的蹩脚画家将各种颜料混在一起而产生的脏兮兮的调色盘。那时我还没有遇到那个能一眼数出所有东西的数量的合众国人，无法知道他的背上究竟受了多少伤。而等我认识那个马蒂内斯时，这孩子的后背已经完好如初了。
这当然不是什么医学奇迹；这全都是因为佩铎爱丽丝。她是真正的神。正是在这段四方开战的混乱时期之后、我与马蒂内斯的相识之前，我们遇到了教皇在死前留给我们的线索中提到的那个人，那个名叫佩铎爱丽丝的少女。
可离奇的是，在找到关于佩铎爱丽丝行踪的线索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将会遇到什么。我的一生始终盲目。你已经听到过无数遍了，每当我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都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怎样的境地。我比那些金鱼更加无知。我曾经小瞧了鱼类的神经系统，而我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带领手下的犯罪者们四处开战，同时与维尔纳、CIS和欧洲联邦的同行战斗；在最多的那天我同时策动了八起爆炸案，又派出了十二支小队袭击了与自己所属不同的九个据点。我甚至不知道敌人是谁、该联合谁又该打击谁，对于这些问题也不愿去想，满脑子能想到的都只要打败他们、击溃他们、占领它们、再拷问他们。我已经说过了，在这些过程中我不讲策略，只顾进攻，最终的结果就是人员的大量伤亡。我们成为了范特霍夫的都市传说；面对哭闹的孩子手忙脚乱的母亲会指着路边通缉令上我们的画像，据说这样立刻就能让孩子安静下来。我们几乎是在无头苍蝇一般四处乱撞，陷入疯狂，以至于白白浪费了教皇给我留下的线索好长一段时间。我几乎将它抛之脑后了。我四处进攻的举动就跟那个下午我给格里默施加的拳头没有区别；我甚至没有想过要去追求胜利。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这是理所当然的啊，因为这已经是一个虚伪的懦弱的糊涂的自认为的和平主义者所能做的全部了。
在这个过程中，格里默报告他在与维尔纳的人的交手中偶然看到了佩铎爱丽丝这个名字。
我认为这是无足轻重的情报。我们每天都会见到许多名字，在报纸上，在电视里，在街边的电线杆上和墙角，将它们全都放在心上只会空耗精力。当格里默来向我报告时，我只是把它当做了又一次的邀功，随即斥责了他。我对他说，你怎么就这么想讨好我？你觉得多报告几个人名就会让我对你高看一眼吗？我大声地对他喊道，你过去只是个学徒，现在只是个小喽啰，距离出人头地还早得很，如果不想挨打就快点去执行下一个任务。他没有做声，快步离开了，但我能看到他眼角的泪滴，回想起了像个一边呜呜叫着一边却不肯垂下尾巴的不服输的小狗。我承认，我是个很差的领导者。我无法体会下属的心情，将他们当做呼来喝去的工具，像火山喷发一样毫不留情地将自己的无名火倾泻在他们身上。可即使是这样，格里默还是坚持下来了。
等等，他刚才说的名字是什么？
我的心理活动突然停住了。
这就如同白炽灯的灯丝。就在上一秒我的内心还极端炙热，处在熔断的边缘，不将这份没来由的暴躁释放出去就不行，而这一刻，仿佛被什么人按下开关一样，所有的焦灼感一下子消失了。
这时我才回想起来，这正是教皇在生命的最后通过不锈钢的十字架项链封装的名字。我仿佛意识到了这个名字有些不同寻常，但又并不十分确定。格里默正在推门，我叫他站住。他战栗着转过头来，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有着比恐惧更丰富的神情。这时他可能已经猜到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我还半知半解。至少，他应该感觉到了我将他叫住这一点的不同寻常；他可能在期待着从我这里获得比漠视更多的东西。
而如果他真的这样期待的话，我恐怕让他失望了。我只是对他说去查查这个人，仅此而已。他没有因为提供有价值的情报而获得格外的垂青，而我也只是觉得这个名字有调查的价值，却不知道它将要改变我接下来的二十年。
很快，格里默交上了他的调查结果。是个小女孩，年龄是九岁，家庭情况不明，最后一次出现恰恰就在今天，位于范特霍夫郊外的一座废弃仓库处。
于是，我下达了指令。
穿过国境线，前往范特霍夫。如果她是人体实验的志愿者，就将她带出来。如果她是薛爱文的同党，就对她拷问。如果她有威胁，就杀掉。
可是，当真的见到她时，我突然意识到了这段指令完全就是笑话。从她出现在视野里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了。我想那天我决定亲自到现场去也是某种命中注定，是被将我们诞生出来的白洞安排的产物。如果我没有去的话，说不定——不对。不论是谁，都不可能杀掉她的。因为她就是神啊。我们怎么可能杀得掉神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