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形式的债务都不可以无边扩界并永远系着安全带。15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因为住房抵押贷款的野蛮增长驱动美国家庭债务收入比登上109.95%的峰值以及债务资产比在历史上首次突破20%所致。鉴往知来，同类的危险结果不能不防。
纽约联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3月，美国家庭负债增加了近1500亿美元，环比增加0.9个百分点，债务总量余额达到17.05万亿美元，相比2019年新冠疫情前增加了约2.9万亿美元，同时在历史上首次突破17万亿美元。美国家庭负债水平的放量走高既引发了是否会大面积违约的担忧，更让人们对作为美国经济最重要支柱的消费所具有的后续张力产生疑问。
债务因借款而成。从大类上分，美国家庭部门的债务分为抵押贷款和消费者信贷，前者主要是住房抵押贷款，后者指向的是个人中短期贷款。根据美联储的统计口径，住房抵押贷款包括初次住房抵押贷款、再融资住房抵押贷款和住房权益贷款等贷款形式，而个人中短期贷款主要包括汽车贷款、教育（学生）贷款以及信用卡为主的非抵押贷款。统计数据显示，截至3月底，住房抵押贷款占美国家庭债务总规模之比约73%，汽车贷款占比为9.1%，学生贷款占比为9.4%，信用卡贷款占比为5.8%，其他债务的占比约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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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虽然显示住房抵押贷款依然是美国家庭债务的最主要贡献者，但完全不同于以往该类贷款债务表现为持续地净增长，一季度的贷款总额同比降幅高达62%，表明美国消费者的房屋按揭贷款需求锐减，而这种结果完全是美联储过去一年中10次升息引起的住房抵押贷款成本剧增所致。与住房贷款的减速不同，第一季度的学生贷款余额却绝对增加了90亿美元，贷款总量升至1.6万亿美元，与此同时，汽车贷款增加100亿美元至1.56万亿美元。另外，虽然信用卡贷款在今年第一季度仅环比增加40亿美元至9900亿美元，但却冲破了新冠疫情前所创下的9270亿美元的最高记录，而且与往年一季度信用卡贷款余额总是呈现下降的趋势截然不同，今年第一季度则是二十年来首次未现下滑，显示更多的美国家庭面对物价上涨所承受的支出压力加大，相应地选择用信用卡借贷维持正常生活开销。
结构性特征反映出的是美国家庭负债的宏观概貌，而分布性特征更能清晰地展示家庭部门债务的微观体貌。统计数据显示，户主年龄在35-55岁的美国家庭成为负债最大的群组，这类家庭正好是购房抵押贷款申请的最主要单元，同时还有学生贷与汽车贷的旺盛需求，而在户主年龄为35-55岁的负债家庭中，千禧一代（1984-1995年出生）的负债总额最高，目前超过4.3万亿美元，较新冠疫情前飙升28%。另外，不同年龄层次所持有的债务种类也不完全相同，户主年龄小于35岁的家庭，借款主要表现为信用卡和汽车贷款，35-55岁的家庭中住房贷款债务的普及率最高，同时信用卡债务的持有比重也超过了55%，而户主年龄在55岁以上的家庭，各项债务的持有比重都在显著下降。
综上，从时间纵轴看，美国家庭负债呈持续上升状态并登至目前的最高位置；从空间横轴看，美国绝大部分家庭都都背负着不同的债务额度；从生命周期看，除大年组之外，18岁以上的几乎所有年龄人群都存在负债并呈上升趋势。伴随着债务额度的上升以及负债面积的扩大，家庭财务不安全状况也在提升。美联储日前公布的《年度家庭经济和决策调查》报告涉及全美超过1.1万名成年人及家人，样本结果显示，感觉财务上还算安全的成年美国人数量降至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手头有400美元的现金或等价物支付可能发生意外的人群比重至一季度末同比降低了5个百分点。
在美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超出了70%，尤其是家庭债务引起的家庭消费决策与消费支出对社会总需求与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强度可能更大，而且历年来家庭债务与消费增长保持着一以贯之的同向度与较高的共振性。不过，随着家庭负债规模的堆积与体量的放大，往往会让人线性外推出这样的结论：家庭更多的收入被转移到债务成本的更多支出之上，并对消费构成“挤出效应”，进而弱化债务-消费的传递效应，最终损害总需求与经济增长。
消费行为学中对债务与消费主体的具象分析有一个名为“存量-流量”效应的理论，即家庭即期债务流量的增长能够增加消费支出与总需求，但随着债务积累与存量规模的不断扩大，家庭部分的偿债要求也会相应地不断加重，同时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也将持续恶化，家庭融资成本也会随之提高，进而抑制消费支出与总需求的增加；在债务总规模较小与债务增长较慢的时期，消费对家庭债务增长的敏感度较高，家庭债务的小幅增长可引起家庭消费的较大幅度增长，但随着家庭债务的扩张速度不断提高，家庭债务增长在短期内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减弱，而且在长期内将进一步加重家庭的利息支付负担，从而抑制消费与总需求增长。显然，公众对家庭债务与消费支出关系的认知基本没有超出“存量-流量”效应理论的范畴。
从现实观察，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政府推出了6万亿美元财政刺激，其中直接面向家庭发放了三轮现金补贴，由此形成了总量约2.4万亿美元的超额储蓄，不过，自2021年8月起超额储蓄就不断下降，至目前只有7400亿美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许多的家庭将超额储蓄投到了消费，尤其是服务类消费，由此支撑美国消费在2021年就提前恢复到疫前水平，去年的商品消费平均增速达到8%，而服务消费平均增速更是高达18%。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许多家庭的超额储蓄已所剩无几，但一季度美国家庭消费支出年增长率却达到了3.7%，环比增长0.9%，表明许多人基于收入甚至借债的消费偏好并没有递减，同时也说明家庭债务规模扩张之下消费支出并未受到增量抑制。
对于美国来说，虽然支撑消费韧性的是债务扩张，但其实背后最厚实的支撑力量来源于收入的增长，即在储蓄偏好十分低弱的前提下，如果收入足以覆盖债务成本或者收入的增幅跑赢债务的增幅，消费扩张的持续性可以得到较好的维系。长期看，过去10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约为13.4%，家庭债务增幅为11.9%，收入增速微超债务增速；短期看，今年前5月私人部门的时薪增幅分别达到了3.9%、2.3％、4.2%、5.5%和4.3%，环比显著跑赢家庭部门的债务增速。另外，美国劳动力市场新增就业已连续12个月超过40万个，3.5%的失业率处在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劳动参与率升至过去两年的最高水位，表明更多的人群正在进入劳动市场，并对后续总体收入增长形成支撑，进而对消费构成接续动能。
需要明确的是，个人收入增长只是支持家庭债务扩张与消费支出增长的直接力量，而家庭资产更可视为一种十分牢靠的重要基垫。数据显示，2022年末美国家庭净资产规模142.5万亿美元，其中房产价值43.5万亿美元，股票市值39.42万亿美元，银行存款18.2万亿美元，债券市值9.6万亿美元，耐用消费品价值7.68万亿美元。今年以来，美联储基准利率继续提升，美国成屋价格中值明显上移，标普500与纳斯达克分别录得近10%与超20%的增幅，表明美国家庭资产规模还在继续增长。对于居民家庭而言，拥有不错的资产规模尤其是日益改良的流动性资产，无疑可以为其释放出支持借债的背书力量以及在此基础上扩充消费的长期动能，同时提高居民未来生存的安全保障度，减少预防性储蓄，拉长消费预期。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美国家庭债务与消费之间总体上保持着相同的运动方向，但处于不同的经济周期活动阶段，家庭债务对消费增长的效用却有所不同。经济繁荣时期，经济增长会带来家庭收入的增长，家庭消费与收入的缺口逐步缩小，从而降低家庭的债务融资需求，使得消费与收入的同步性变强，而与债务的同步性变弱，此时家庭部门增加或者缩减债务规模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或者说消费对家庭债务的波动并不敏感；经济低增长或者衰弱时期，家庭收入增长放缓甚至减少，远不能满足消费支出的需求，家庭债务成为消费支出的重要来源，此时，家庭债务融资能够促进消费的增长，减缓经济衰退的步伐。对比观察，时下的美国经济正处于后一种状态，因此家庭债务与消费增长之间存在着较大程度的正向关联，债务增长引致消费扩张的价值逻辑依然有效。不过，任何形式的债务都不可以无边扩界并永远系着安全带。15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因为住房抵押贷款的野蛮增长驱动美国家庭债务收入比登上109.95%的峰值以及债务资产比在历史上首次突破20%所致。鉴往知来，同类的危险结果不能不防。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